Tony Laudadio和他的朋友们

29岁那年，我被诊断出患有肾癌，我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时我在德克萨斯州的事业正处于发展阶段，我还有一个年轻的、成长中的家庭。当我的医生打电话告诉我有一个大肿块时，我甚至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我去了休斯顿的MD安德森癌症中心，在那里Surena Matin博士从我的肾上切除了一个胡桃大小的肿瘤，我的腹部留下了一个很大的疤痕。四个月后，我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

彼时我还不知道，那只是一次出人意料的旅行的开始。

▲ 我的第二种癌症：脑癌

两年后的一天，我在一次会议后和同事们交谈。我给自己泡了一杯咖啡，当我喝完的时候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咖啡杯从我手中滑了下来，我就像被冻住一样完全动不了。每个人都困惑地盯着我看，我自己也很困惑。不过过了一会儿我就好了。

两天后，一个医生朋友建议我去做个脑部核磁共振作为预防措施。“让我们排除最坏的情况。”他说。

但不幸的是，他最担心的情况发生了：我得了脑癌。我后来了解到我得的是III级小突神经瘤，一种与我以前的肾癌完全无关的原发性脑肿瘤。

▲ 脑癌是一场长期斗争

我回到MD安德森接受治疗，神经外科医生Sujit Prabhu博士为了做了精湛的开颅手术(到现在我还记忆犹新，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当我醒来的时候，我的头上裹着一个新的8英寸的大伤疤。我的右侧有一些神经损伤，但情况有所好转。总之，我活下来了。

手术后，我在医院里呆了一个月做住院康复治疗和学走路，接下来我还接受了大量的辐射和化疗。四年后我每周仍要做几天的门诊理疗，也许这辈子都要持续下去。不过我现在可以开车了。

在肾癌治疗后，我以为我离无癌生存的目标很近了。但我知道小突神经瘤可能永远会伴随着我。就脑癌而言，它的预后相对较好，但无法治愈。

▲ 在我的家庭中寻找力量

在我困难的时候，我不禁会想如果没有我，我的家人该怎么办。所以我积极的寻求治疗。我的妻子Carrie在很小的时候就因癌症失去母亲，她一直很坚强，并把这种心态带到了我的抗癌斗争中。

我做肾癌手术时她怀孕了八个月，我做脑瘤手术时她又怀孕了八个月。然而反而是孕期的她一直在照顾我和三个小女儿。她从来没有抱怨过什么，但其实我倒希望她能抱怨一下。不过毫无疑问，因为她的力量，我还在这里。

▲ 做一些有意义的事

当我在MD安德森重新学习走路的时候，我突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帮助别人的欲望。我是家里的主要收入来源，所以失业是很可怕的，我们很幸运有一个良好的支持网络。经过14个月的治疗，我在一位好朋友的帮助下创办了一个慈善基金会，以支持像我和我的家人一样挣扎的其他癌症患者。

我想我学到的最好的一课是我再也不会回到每周工作65小时的生活了。现在在我看来，深夜工作和回复电子邮件并没有孩子们的睡前歌曲重要，给予他人也比赚钱更重要。

癌症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我们所有人。我现在花时间照顾我的家人和基金会，因为我能做的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激励其他受癌症影响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