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中国国家癌症登记中心的数据，2015年新增的癌症病例约430万，癌症死亡病例超过280万。这个数字相当于每天平均确诊近1.2万例新的癌症病例，每天平均超过7500人因癌症而死亡。

　　加上国内医疗资源紧张状况短时间内无法根除的外部因素，中国未来一段时间内的海外就医市场还将持续走高。

　　在信息化和全球化的今天，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走出国门，寻求更好的医疗服务。

　　一份由斯坦福研究机构(SRI)发布的数据显示，在两年前的2013年，全球医疗健康旅游产业规模就达到了4300亿美元，其所占全球旅游产业经济规模的比例超过14%。

　　如果将这一数据与最近国内媒体发布的“中国人出国看病人均花费约15万美元”、“中国大陆个人可投资资产1千万人民币以上的高净值人群规模已超过100万人”结合来看，就会发现在高涨的跨国诊疗产业中国人做出的贡献正越来越大。

　　由此可见，中国医生用不及世界平均水平一半的国家财政投入守护着这个星球上最广大人群的健康，这是一种伟大的奉献——亦是一种巨大的牺牲。

　　只要医疗存在落差，有条件的患者必然会选择最合适的国家进行治疗。对于中国患者，尤其是癌症等重症患者来说，选择出国看病，无非是寻求更好的治疗效果。

　　跨国医疗的优势有很多，但归结到底，主要有以下四点（以美国为例）：

　　更加均衡的医疗水平

　　美国的总体医疗水平比较高，无论是罗切斯特的梅奥诊所还是阿拉斯加的小镇医院，所有医生均拥有医学博士学位（Doctor of Medicine，MD），患者在哪里都能受到标准化的治疗；

　　而在中国，尽管大城市三甲医院的主治医生有很多硕士或者博士，但在全国范围内，仍有 71% 的医生是大专及以下学历。

　　由于缺乏完善的医疗分级和转诊制度，中国三甲医院的医生往往一天要接待近百名患者，这个数量是美国医生的十倍之多。

　　相应的，美国医生接待患者的时间也会比中国医生长很多——一般来说，初诊的问诊时间应该在 40 分钟到 1 个小时之间。

　　正确的治疗建立在全面的诊断之上，这是医学的基本原则，只有详细地了解病情，患者才能受到更规范的治疗。

　　更加有效地治疗药物

　　在新药方面，中国与美国有 5～10 年的差距。

　　以肺癌靶向药为例：

　　2016年年中的时候，中国目前仅有第一代 EGFR 抑制剂易瑞沙和特罗凯；而美国在 2013 年已经批准上市第二代药物阿法替尼，最新的第三代药物 AZD9291 也预计今年底上市。

　　再譬如之前提到的 HPV 疫苗：

　　从 2006 年默沙东上市世界上第一支 HPV 疫苗、2009 年默沙东首次在中国进行 HPV 疫苗临床试验，至今已经过去了许多年的时间，但中国却迟迟未能批准 HPV 疫苗上市。而这数年间的漫长等待，将可能导致中国未来 38 万的宫颈癌新发病例。

　　更加先进的治疗设备

　　最新的检查设备和治疗仪器往往在发达国家最先使用。

　　以质子刀为例：

　　美国第一所质子中心（洛马林达大学质子治疗中心）于 1990 年投入使用，目前全美有 14 个正在运行的质子中心；

　　而中国首个质子中心（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质子重离子中心）从 2015 年 4 月才开始正式运行。

　　而最先进的手术平台——达芬奇手术机器人系统：

　　在美国 2000 年已经被批准上市，目前全美医院拥有 2 100 套达芬奇机器人系统，每 5 台根治性前列腺切除术中就有 4 台通过机器人来完成；而中国的医院总共才有 18 套。

　　更加科学的治疗理念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物质上的差异其实都是次要的，最重要的差异来自于治疗理念，这是中国和美国医疗差距最大的地方。以患者为中心这句话，说着容易，真正实施起来却难度重重。

　　以癌症治疗为例，在美国，很多医院每个礼拜都会举行多学科会诊，由内科、外科、影像、病理和放疗等多个科室医生共同商讨患者的综合治疗方案，美国的外科医师不会给癌症患者开化疗方案，内科医生也不会收治自己无法处理的患者。

　　而这些不规范的情况，在中国的肿瘤医院却司空见惯。

　　另外，对于隐私权的保护、对于患者的心理支持以及对于终末期患者临终关怀这一块，国内与国外甚至有着数十年的差距。

　　数字可以反映差距，而最核心的差距，是无法用数字来衡量的。根据咨询机构提供的大数据分析，有 4.2% 的跨国会诊改变了最初的诊断，还有 45.4% 的国外医生补充或者推荐了与国内不同的治疗方案。

　　最后，好医友表示：时间、金钱和疗效，这三者也许是医学上永恒的博弈。尽管现实中有着层层阻碍，但这些困难终究抵挡不住人们寻求更好治疗方式的决心。